超龄姐妹们酷得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由乔梁执导，王馥莉、潘虹、宋晓英、许迪、吴冕主演的都市情感剧《老女友》正在央视八个黄金时段热播。该剧聚焦老龄化社会问题，讲述了五位性格截然不同的老太太因一次打假而相识并成为挚友的故事。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后，他们终于踏上了寻找人生新价值的旅程。自播出以来，该剧以其接地气的故事、代表性的人物、青春的轻喜剧风格受到人们的关注。被观众盛赞为老年版《欢乐颂》，一些年轻观众甚至对这部剧赞不绝口。鞠晓的生活态度，激动地表达了：“当我们老了，我们应该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活得精彩。”
谈及《老闺蜜》，导演乔梁表示，这是一部回归中国尊老尊贤的传统文化的“反时尚”作品。除了饱和的青春主题市场外，它还重点展示年轻人的晚年生活。拥有20多年的从业经验，作为导演，乔梁在他偏爱的现实题材作品中关注和思考中国的变化。作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他在教学中“互相教导、互相学习”，继承北电传统，培养新人，用自己的作品向世界绽放中国电影人的辉煌。从中文系毕业的文艺青年，到作品在国内外多次获奖的“学术导演”，在他看来，生活就像拍戏，可以跟随自己的内心，不需要设限，你应该坦然面对，享受当下。正如他所说的：“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丽。人可以变老，但梦想还年轻。”
老了并不可怕。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丽。
Q: 您拍摄《老女友》的初衷和原因是什么？
A:中国是一个敬老、敬老、爱老的国家。尊老敬贤是中国乃至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东方国家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周代每年都要举行大规模的“乡饮酒礼”活动，以尊老敬贤。礼法规定，70岁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吃肉，享受与祭祀神灵同等的礼遇。民间中，6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收到儿孙的生日祝福。直到清朝乾隆年间，举行了大规模的尊老活动————千尊宴。
然而，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变成了一个年龄歧视严重的国家。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们特别害怕衰老。过了三十岁，他们就变得很焦虑，感叹“我不行了，我老了”。另外，现在的社会崇尚青春年轻，商家和产品基本都是以年轻人为中心，尤其是影视行业，拍摄年轻人喜欢的题材，要求也越来越时尚。有些古装片中的太后甚至由三十多岁的人扮演。这些可能会给观众乃至整个社会带来一种焦虑的气氛。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面临着很多社会问题，所以我特别想拍这样的东西。
在这部剧中，五位老太太代表了老年社会的不同问题。梅阿姨代表了那种失去独生子的老人。潘虹饰演的艾琳是那种外表看起来坚强，内心却要面对衰老和绝症的人。这样的女人，已经不再美丽了。宋晓莹饰演的宋老师是一个永远拒绝长大、拒绝承认和接受旧事、追求一切年轻时尚的“老姑娘”。徐迪老师饰演的退休医生精力充沛、注重细节，给儿子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烦恼。最终，她也学会了“放手”，懂得了另一种生活的美好。吴冕饰演的红姐就是我们母亲的典型代表。她照顾她的丈夫、儿子、女儿和孙子。家里的一切都是她打理的。到最后什么也没有明白。他们都有各自的社会问题代表，也映射到医疗问题、拆迁问题、子女教育问题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群体养老”问题。什么是“集体养老”？指的是志同道合的老人，不依赖子女，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来安慰彼此精神上的空虚。这是一种比老年人活动中心更进一步的养老模式。
Q. 拍摄《最好的朋友》最大的困难或挑战是什么？拍摄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A: 对于导演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群戏。 《老女友》中的很多场景都是五人的群戏。所以这种群戏的处理对于导演来说在节奏控制和调度上都会有很大的难度，并不容易。我在现场开玩笑说，今天拍摄就算少一个人，四个人我也觉得舒服一些。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对于五位老师来说，因为毕竟年纪都大了，所以他们的每一个重要场景对于体力和精力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能赢得这场比赛，尤其了不起。因为大家的主景基本都是一天十几场，而且连续拍摄十多天，难度特别大。
拍摄过程中有很多难忘的事情。最令人难忘的是这五位老师所展现出的艺术家素养。比如王福利老师，腰就不好。我一开始并不知道，但她坚持在片场。为了演好梅姨这个角色，她甚至去咖啡馆体验生活，学习泡咖啡。潘虹老师，她台词很多，睡眠不太好，所以她把剧本放在床边，醒了就看，看完就睡觉，醒了再看一遍向上。作为一个年近七十的人，除了拍戏和睡觉的时候，她几乎把时间都花在了背剧本上。
每个人都为这部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徐迪老师为自己设计了一些爬高、翻墙的动作。我还是担心安全，所以她就自己做了。包括这次饰演宋晓莹老师这个角色，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她经常扮演革命者，从未扮演过这样的角色。这个角色也是以前电视剧中从未出现过的老姑娘。包括吴冕老师，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她会仔细挑选每一句台词，一遍又一遍地打磨每一个场景，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样的一群人和一些事让我非常感动，至今还历历在目。
Q. 《老女友》中的哪一场戏让你最难忘？为什么？
A:的最后一幕，潘虹与四人告别。那一幕，我感觉大家都处于正确的状态。他们确实表现得很好。我很高兴看到他们表现如此出色。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Q: 《老女友》是一部关于老年人的剧，但在你的执导下，这部剧并不陈旧，气氛很沉重。反而青春洋溢，具有鲜明的轻喜剧风格，让中国的老年剧焕然一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风格突破？
A: 适合各个年龄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年老时就应该是现在的样子。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想制造一些陈旧的东西，或者婆媳之间的争斗。我们想拍一部老年剧的青春版。因此，《老女友》节奏非常快，色彩明亮，具有轻喜剧风格。当然，剧中也有不少感人的桥段，但以轻喜剧为主，很多场景都是幽默、生活化的场面。
Q. 作为导演，您认为《老女友》向现在的观众传达了哪些主题和价值观？
A:《老女友》聚焦全球老龄化问题，展现老龄化社会的一些现象。也想告诉大家，老了并不可怕。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美丽。我们要学会享受，不要因为焦虑而错过了这个年纪该有的东西。另外，我也希望年轻观众看完这部剧，会觉得老了并不可怕。希望他们老了之后，也能过这样的生活。最近看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很高兴能得到这样的反馈。
这就是生活，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Q: 您与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 《原创》获奖后，您在莫斯科领奖时，公开表示要把这个奖项作为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你妈妈说过一句话让你印象深刻： 如果你的脸上充满了微笑，就没有眼泪的余地。在你眼里，你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拍完《老女友》后，你对妈妈有没有更深的感受和了解呢？
A:哥哥说了一些很有趣的话。看完第一集，哥哥对妈妈：说：“这五个人都有你的影子。”事实上，当你创造一些东西时，你一定会从周围的人身上汲取一些东西。在这五个老太太中，我的母亲确实有这个影子。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我成为一名导演、学习拍电影、追求影视时，我和我的母亲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她非常支持我。
Q: 《老最好的朋友》其实讲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态度。人的一生，只有克服情绪、克服困难，才能战胜自我。你同意这个观点吗？您如何看待生命和衰老？
A: 我只是想享受生活，享受当下。生命中的每一刻都是美妙的。不要因为感叹青春的转瞬即逝而错过今天的美好。我觉得无论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只要我们能用平常心去看待，其实都是非常美好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当你走开，远远地观看剧中的悲欢离合时，你就会从中得到一种享受。生活就是这样。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只要你以观众的心态去面对，你的人生就会很精彩。
Q: 您是一名教授、导演和编剧，同时制作电影和电视剧。您认为拍电影和拍电视剧哪个更有挑战性？即使是电视剧，您的作品也具有鲜明的电影拍摄手法和高端质感，风格独特。从创作角度，您如何看待自己影视作品中的“共性”和“个性”？
A:电影和电视剧都是用视听语言来讲述故事，所以没有区别。但说到拍摄，各有各的难处。就像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样，写长篇小说和写短篇小说需要不同的精力。有些人可以两者兼而有之，而有些人只能专注于其中之一。应该说，电视剧更注重长篇结构。你要在四十集左右的书中找到它的接续和过渡的高潮点，而且每一集也要找到这个高潮点。这个过程中人物众多，有人物关系和关系变化，也有主要人物在重大事件中的跌宕起伏。每个角色都要把握，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拍电视剧其实是很累的。
电影是另一种。因为篇幅不长，所以表达一定要简明扼要，不能有废话。例如，拍摄电视剧时，一个房间可能有50个场景，而这50个场景在调度上不可避免地会重复。但拍电影的时候，这个房间里只有5个场景，所以除非我刻意让他重复这5个场景，否则就有一定的味道。除此之外，你必须想出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它有不同的动力。
Q: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您的作品基本都是现实题材，所关注的题材都是比较边缘化、不大众化的题材。有人称您为“现实主义导演的先驱”。为什么你更喜欢拍摄现实题材？有人说，在你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孤独”。这种孤独的反潮流创作和尖锐而又现实的主题会持续下去并成为你作品的主旋律吗？
A: 我觉得中国现在的社会日新月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改变了太多。每天忙碌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故事让我们永远拍不完。我每天都有感觉，很感动，所以我更喜欢拍现代、现实的东西。
对于作品中的“孤独”，这是评论家的评价。我自己没有这个意识，我也不想把自己和这个东西捆绑在一起。其实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当自己去做的时候，自然就会带出自己的个性和喜好。
只有真正有文化自信，才能有面对世界的底气。
Q: 您是一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教授。您是中国典型的“学院派”导演。您认为“学院派”导演最大的特点或优势是什么？作为导演系教授，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导演在实际教学中的培养模式和产学研成果？
A: 学术主任，我觉得一个好处是，你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你必须被迫去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这是教与学之间的互惠互利。你也会从学生身上得到大量的营养和新鲜血液。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这也让你不断接触到更新更好的想法，包括一些新的国际理念、新的创作方法等等。毕竟在学校，我们与国际社会有更多的沟通和交流，这会让你不断进步，然后将创作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反馈到教学中，帮助学生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导演和老师都是我比较热爱的工作。他们不仅不冲突，还可以互相帮助。
在产学研方面，北京电影学院在国际电影艺术院校中基本排在第三位。排名前两位的是纽约电影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排名高，不是因为学校占地有多大，有多少学生，而是因为你的培养成果。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为例，它培养了太多优秀的导演人才。活跃在中国影视圈的著名导演和年轻新人大多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比如著名导演曹保平、薛晓路等。此外，文学系的编剧、摄影系的摄影师、美术系的电影艺术家、录音系的音响师等均荣获多项国际奖项。整体来看，北京电影学院正在不断地为中国电影事业以及电影行业的各个行业注入最新鲜的血液。这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Q: 如今，中国影视界涌现出一大批新人，才华横溢的导演不断涌现，拍摄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优秀作品。从中文系到导演系，从拍电影到拍电视剧，你们也走过了这条路。从您的老师谢飞、郑洞天这样的导演，到您这样的导演，再到文牧野、路阳、郭帆、比干这样的青年导演，您如何看待中国导演的传承与创新？
A: 从一个中文系毕业生，到一个有文学思维的人，最后成为一个有形象思维的影视导演的过程中，特别感谢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不断的鼓励。记得第一次做人像作业时，作业连续被退回了3次。我实在想不通，老师也不会告诉你原因，只是让你自己想办法。后来老师看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了。他说你用文字表达的、写在纸上的一切，一定是我可以拍摄的。例如，如何拍摄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你只需要写“他脸上有很深的皱纹”。我立刻明白我想用图像来讲述故事，而不是文字。这个过程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彻底重塑了我。剥掉一层皮是很不舒服的，但对我来说，这个过程却是最有益的部分。 1998年我刚毕业，就跟谢飞老师一起拍电影。从读小说到写剧本，直到电影拍摄，我担任他的执行导演，全程参与。我学到了其中的每一点。我现在的很多工作方法都是谢飞老师教给我并传承下来的，非常专业。过去电影制片厂的拍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
郑东田老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拍的电影他基本上都看过。看完后，他会概述并用一两句话提醒你。他会一下子指出一些你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你会觉得他给了你提升。一级。现在我也是一名老师，我把这些经验和教训传授给我的学生。当我看到他们获奖并成为天才时，我感到很高兴。这种幸福和获奖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继承。我想这就是中国电影代代相传的轨迹。
Q: 您从事该行业已超过20年。您的导演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外奖项，特别是电影《平原上》荣获2017年第39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高奖——圣乔治最佳影片金奖，这是最好的成绩迄今为止，华语电影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您也因此成为中国四位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最高奖的导演之一。您认为中国电影能够赢得国际认可的原因是什么？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中国影视作品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A:我的作品获得过国际奖项，也担任过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在我看来，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基本上有两个标准。 第一点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挖掘是否深入，你的观点是否独特？第二点是你作品的视听语言。有创新吗？比如《原创》获奖，是因为在第一点上，我对污染问题有独特的认识。另外，在视听方面，我放弃了色彩、音乐、运动，也就是说别人有七种武器，而我只有四种。视听语言一般有七个要素。我放弃了三个元素，只用四个元素来讲述这个故事。我向下减了。这是相当独特的。
另外，我强烈地感觉到，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基础上，只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你才有信心面对世界。你身后有五千年的文化。这是真实的。你不能虚张声势。当你心里有一种文化自信时，工作的感觉就会不一样。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Q: 接下来还有哪些拍摄计划？
A: 我刚刚完成了一部文艺片，叫《追月》，它呈现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上、至少在我看过的电影中从未见过的母亲形象。大多数母亲都是吃苦、操心家庭，但这位母亲却完全不同，非常独特，而且是由何赛飞老师扮演的。
